雙相情緒障礙患者 情緒高漲時愈爭論愈亢奮

雙相情緒障礙病人在情緒高漲、躁狂時，一般表現包括：減少睡眠但仍精力充沛、亢奮、自信心滿瀉、思維轉數快、說話語速快、容易做出衝動行為等。驟聽似乎不太壞，有自信、思維快等都是好事。然而，若和他在同一團隊工作，感受就是另一回事。
常見情况是，這類人士情緒高漲時往往會覺得其他人工作效率太低，不及自己這麼快、這麼出色，甚至會不客氣地當面批評其他人，開會時搶着說話不讓其他人發言，令大家難於協調工作。有時他情緒太亢奮，也會容易憤怒和激動，經常在工作環境大聲斥責別人。一般在同事之間說話留三分餘地、在團隊中要論資排輩等潛規則，他們可能全然置諸不理，這樣的人又怎會受歡迎？

高漲情緒逐走向極端 影響身邊所有人

萬一你的工作環境甚至團隊中，有一個經常躁狂的雙相情緒障礙患者，首先緊記不要和他爭論，這類患者很難被說服，你和他爭論只會令他更亢奮，覺得你在挑戰他，寧願不下班也會和你爭論到底，沒完沒了。若向上司反映，把他解僱，當然消除了同事的壓力，但對解決病人的問題卻毫無幫助，他會覺得自己明明表現出色卻被人解僱。須注意，結果不一定是令他情緒低落，反而可能更高漲，因為他們中心思維是自己一點也不害怕，一定可在其他公司找到更好的工作，這種高漲情緒會一步步走向極端，最終影響了身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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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治療為主 配合認知行為等心理治療

因此，爭論和解僱都幫助不了職場上表現躁狂的患者，基本上這是一種病，要醫生診斷和接受治療才可以將情緒平復。現時治療雙相情緒障礙主要靠藥物，包括情緒穩定劑、抗抑鬱藥等，可以平衡腦內分泌令情緒穩定下來；加上認知行為治療、人際關係療法等心理治療，可為病人帶來一定幫助。

文：張漢奇（精神科專科醫生）

(健康點滴)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明報專訊】 昨日(10日)是「世界防止自殺日」，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布本港自殺數據，15歲以下青少年自殺率去年顯著上升，該組別自殺死亡個案由2022年7人增至去年24人，以自殺率計見10年新高，當中女童自殺率更急升7.4倍，去年共16名女生自殺。中心總監葉兆輝稱情况令人憂慮。他續說，去年15歲以下自殺個案八成生前沒有精神問題紀錄，部分或因未及早識別，但亦可能是其自殺原因無法提早識別，「可能只是一次被責罵，一時想不開」，提醒防自殺工作切忌醫療化，「不要覺得自殺一定有精神病，或有精神病一定會自殺」，改善整體校園及家庭氛圍更重要。中心認為，女性更重視人際關係，踏入青春期易受荷爾蒙變化影響情緒，故自殺率更高。葉慨嘆昔日疫下長期停課犧牲了全港學童精神健康，造成的成長缺口影響深遠，各界應共同努力填補，否則難言自殺潮會否持續。

中心根據去年死因庭數據分析自殺趨勢，報告顯示，去年本港15歲以下自殺死亡個案中，16宗為女生，8宗為男生；以每10萬人口計算自殺率，按年升2.2倍，由0.9升至2.9，為10年新高，當中女生自殺率由0.5升至4.2，升幅7.4倍（見表）。

生命熱線高級程序策劃經理余利安稱，前線經驗反映不少家長不了解，甚至拒絕接受子女可能有精神健康問題，盼各界多討論，改善對自殺的忌諱。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培訓顧問及臨牀心理學家何倩恒提醒家長多留意子女，要分辨是青春期情緒化，還是精神健康出現危機，可觀察子女有否「功能上」的轉變，例如對平日喜愛的活動失去興趣、成績下滑、人際關係突變、與好友鬧翻等。她說萬一子女談及想死，不要誤解詳談會鼓勵對方實行而迴避，反而應直接討論，表達關心，才能真正幫到子女。

疫後追學業人際壓力爆煲

「如抵抗力低突多致敏原」

葉兆輝說，青少年自殺並非單一原因所致，多數同時有學業及家庭問題，而翻看去年自殺個案的時間線，很多在剛復課及開學後發生，重返校園令很多新障礙「爆發」，如要追趕學業進度、與同學和老師重建人際關係等，學童在未建立好支援網絡的新環境下面對壓力，心靈上會處於較脆弱狀態。何倩恒分析，青少年在青春期受荷爾蒙影響，情緒較波動，在此狀態下面對眾多新挑戰，猶如「一個抵抗力低的人身邊突然多了很多致敏原、要一個腳痛的人再走好多里路」，壓力會引起青年自殺念頭。她說，女生在8至13歲踏入青春期，較受荷爾蒙影響，故自殺率較男生高。

遺書顯非無交帶 多求家人原諒

葉兆輝又稱，三分之一15歲以下自殺個案有留下遺書，慨嘆他們並非外界以為般「無交帶」，自殺者在遺書中表現出強烈「無望感」，對未來失去信心和盼望，同時亦覺對不起家人，盼獲原諒，有個案更叮囑弟妹照顧好爸媽。

何倩恒認為，這些遺書反映家長對子女期望，不論是過高或過低，都會影響子女精神健康，而「無望感」則反映青少年欠缺「成長心態」。她說成長心態本應是「今日我不成功，但我覺得若我努力，就可能會成功」，但很多青年做不到某事時會自責，認為只有結束生命才能解決困難。她說青年缺乏成長心態與社會文化有關，社會多以成績表現為讚美指標，卻很少有人讚賞一個人很努力，令他有動力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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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輝籲社會共補「成長缺口」

葉說，香港是全世界在疫下停面授課最久的地方之一，日後不應再為防疫忽略精神健康而長期停課。他說現時各界要多做工夫，打造具「幸福感」的校園環境，協助學生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彌補疫情兩三年空白期，否則學生繼續帶着「缺口」成長，長大後面對困難仍欠穩定支援網，對整個社會都有深遠影響。

籲檢討三層應急機制 八成未見精神問題 防自殺勿「醫療化」

政府去年底因應學童自殺潮，在全港中學推出校本「三層應急機制」，以及早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學生。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稱認同應及早識別，但去年15歲以下自殺個案有八成生前沒有精神問題紀錄，很多自殺個案事前未必有高風險徵狀，在醫療診斷下亦未必有精神病，要在眾多學生中找出有自殺風險個案較困難，當局應反思靠有關機制是否真的能識別高危學生，提醒應避免將自殺問題「醫療化」。他認為防止自殺工作應更着重強化學校及家庭功能，着力改善整體氛圍。

教局：已聘顧問檢視成效

三層機制將運作至今年底，第一層為學校及早識別及優先輔導較高自殺風險學生；第二層是若學校人手不足，教育局會將個案轉介至社署跟進；第三層為由校長轉介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學生予公立醫院精神科，緊急個案會優先處理。對於如何應對15歲以下自殺個案上升及會否延長機制，教育局回覆稱，估計去年15歲以下輕生情况增長，與疫情期間學生社交生活受影響有關，據局方紀錄，以往疑自殺身亡個案絕大部分為中學生。局方稱會密切留意機制運作，已委聘顧問檢視機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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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或只一次責罵 一時想不開

葉兆輝說，去年15歲以下自殺個案八成生前沒有精神問題紀錄，部分或因未及早識別，但亦可能是其自殺原因無法提早識別，「可能只是一次被責罵，一時想不開」，提醒防自殺工作切忌醫療化，「不要覺得自殺一定有精神病，或有精神病一定會自殺」，改善整體校園及家庭氛圍更重要。他透露政府已委託中心檢討機制，已有校長向他反映，希望即使機制不延續，日後仍有途徑供學校求助。

研究：女長者自殺減 料因疫後重啟社交

另外，中心研究發現，去年60歲或以上自殺率由20.4稍跌至19.4，當中女性下降25.9%，男性則升近一成。葉兆輝認為，長者自殺率改善與疫後重投社區活動有關，女較男更願重啟社交，故改善較大。

報告亦發現15歲以下自殺個案中，觀塘及九龍城區佔比較高。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顏汶羽稱，兩區青少年比例較低、資源較少，亦有多舊樓和劏房戶，希望兩區學校加強支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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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研究：重度抑鬱夢遊患者 直系親屬腦退化風險高4倍

研究團隊2017至2021年招募3組共1371人，包括同時患精神病及夢遊的患者家屬、無精神病人士的直系親屬及精神病患者的直系親屬，分組做家庭研究，發現同時有精神病及夢遊患者的直系親屬，患上夢遊機率較其餘兩組高2至11倍，同時他們患腦退化的風險較其餘兩組高4至5倍。研究結果已刊於國際期刊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

10年前發病、現年68歲的精神病及夢遊症患者梁先生表示，近年出現「記性差」、手震及平衡力衰退等徵兆。他說，曾在夢遊發病期間「碌落牀」，誤以為自己正跨欄，現靠藥物控制後情况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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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停抑鬱藥仍夢遊 暫無可預防

中大醫學院精神科學系名譽博士後研究員王靜指出，部分患者服抗抑鬱藥後，夢遊症狀加劇，但逾八成患者即使停藥或換藥後仍有症狀，反映夢遊非藥物引致，更大可能是腦退化的潛在成因。

被問及精神病或夢遊患者可如何預防腦退化症，中大醫學院精神科學系系主任榮潤國稱，現時的證據十分有限，暫無藥物可以預防，榮潤國則建議病人多加注意健康，維持良好作息及情緒。

【明報專訊】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港大精神醫學講座教授陳友凱稱，理解公眾因殺人案而擔心精神病者再有暴力行為，但強調過往大部分嚴重傷人、謀殺案均非精神病者所為，「99.9%精神病患者喺99.9%時間都係冇安全威脅」。對於有人擔心與精神病患者生活於同一社區，陳稱患者有家人及醫療團隊陪同，「普通人都可以有（暴力傾向）」，期望社會勿過分憂慮或歧視，否則部分潛在病人或不敢求助，「講出嚟咁大鑊，就寧願唔講」。另外，根據醫管局數字，去年4月至今年3月有逾5萬宗精神科新症預約，約四分之三屬穩定新症。至於各區輪候時間中位數，緊急新症介乎少於1周及1周，半緊急新症介乎3周至4周，達到醫管局分別維持2周及8周內的目標（見表）。

學者憂社會對精神病患者有負面印象 勿標籤和歧視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阮淑茵認為，事發後社會難免感不安和痛心，故疏導死者家屬和受影響市民的情緒屬重要工作。她說憂慘劇發生後，社會對精神病患者會有負面印象，導致患者擔心被標籤和歧視而拒絕求助，未能及早識別問題，或令其精神健康惡化，着大眾不要就單一事件與精神病者處於對立狀態。

社工：「精神病」「暴力」勿畫等號

中大社工系講師丁惟彬表示，業界就精神健康教育工作宣傳多年，可惜每次出現慘劇，少不免有人單一地歸究於疑犯的精神病紀錄。丁惟彬認為「凡事總有導火線激發犯案」，應了解疑犯家庭背景及犯案動機等，而非在案件審判前就理所當然地將「精神病患者」與「暴力傾向」畫上等號。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昨日發聲明，對不幸事件深表關注，向兩名死者家屬表達深切哀悼和真誠慰問；呼籲市民停止傳播事件的相關短片和圖片，並持續留意自己和身邊人情緒狀况，需要時尋求專業人士協助。委員會相信是次悲劇屬於個別事件，呼籲市民毋須對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抱有不必要恐懼，應繼續支持及鼓勵他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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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會：逾九成暴力事件無關精神病患

香港心理學會臨牀心理學組昨發新聞稿表示，英美等國家數據顯示94%至96%暴力事件與確診精神病患者無關，強調確診精神病不會增加暴力行為風險，希望市民以客觀中立看待精神病患者需要。

（求助熱線：社署24小時電話熱線為2343 2255，紅十字會熱線為5164 5040）

醫管局:逾5萬精神科新症預約 穩定新症最長輪候1.8年

根據醫管局數字，去年4月至今年3月有逾5萬宗精神科新症預約，約四分之三屬穩定新症。至於各區輪候時間中位數，緊急新症介乎少於1周及1周，半緊急新症介乎3周至4周，達到醫管局分別維持2周及8周內的目標（見表）。

中大社工系講師丁惟彬稱，部分患者因財政狀况未能到私家門診治療，故未能及時獲支援；而患者一般不能單靠服藥痊癒，需醫生了解其家庭狀况及成長經歷等，逐步協助他們走出陰霾，較短時間治療未必能達至相關效果。

精神健康諮委：加強「醫社合作」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阮淑茵建議當局加強「醫社合作」，促進醫生與社工聯繫，讓精神病者獲更全面診治。她認為多年來精神病者醫療及社區資源均不足，擔心患者未能獲即時治療而病情惡化。她說現時一名醫生要照顧50至60個舊症，另每日要應付新症，早前曾陪新症患者求診，惟醫生很匆忙，不足半小時就完成診斷，未有把握首次見面了解其成長背景及建立信任，工作量大令診治質素欠佳。

阮稱由委員會建議試行的公私營合作計劃已開展，以減輕公院壓力，她曾反映要訂立指標和時間表等，惟未獲正視，反問「究竟幾時先會擴大至幾多社區」。她說東涌和深水埗等區先後有新屋邨落成，惟當局未有相應增加資源，導致部分中心人手及資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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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港一社工支援40患者

澳美1對10多人

曾在相關中心服務逾10年的丁惟彬說，2011年一個社工要支援60至70個患者，前年減至約40個，惟與澳洲及美國等一人照顧10多宗個案相比，本港人手比例仍較吃力。他說一般被列作精神病的個案都需處理，從情緒輔導、家庭狀况，以至就業支援等範疇均涵蓋，而患者不論有否在公院治療，或相隔一段時間未再診治亦會獲支援，故前線工作壓力增加。

丁說醫管局曾於2017至18年提議加強醫社合作，包括雙方分工、建立中央醫療紀錄及雙方聯繫機制等，惟推進工作並不積極，現時雙方只就高危個案開會，但屬非常規安排。他說過往經常會主動與社康護士及個案經理聯繫，期望理順雙方對精神病者的支援，惟亦曾被婉拒，因此認同需就醫社合作建立機制。

社署發言人稱，政府將於2023/24年度增加中心的臨牀心理學家人手，加強專業支援及培訓，亦會提供額外資助加強資訊科技應用。

醫管局表示會配合政府政策，並與精神科服務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探討如何應對本港精神健康事宜。

明報記者

社會困局 埋下情緒計時炸彈

在情緒病日益嚴重的全球趨勢下，本港受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夾擊，在過去一年多已經埋下情緒問題的計時炸彈，隨時一觸即發。去年國際醫學權威期刊《刺血針》發表由香港大學精神健康研究，揭示在2019年持續之社會動盪期間，每5個成年香港人就有1個出現抑鬱症或創傷後遺症徵狀。這未計算新冠肺炎帶來對經濟民生衝擊之影響。而過往對廣泛疫症的研究顯示，SARS確診者在康復後患上抑鬱症的比率為39%，患上創傷後壓力症的比率更高達55%，整體香港人自殺率更飈升至每10萬人口高達18.8宗之歷史水平。因此，現在談新冠肺炎將為社會帶來多少影響還是未知之數。

自強不息 關心身邊人

隨着政府保就業計劃完結，加上可能出現之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反彈，香港將極可能逐漸步入「精神海嘯」，預期將湧現大量受情緒困擾之人士。現在政府財政捉襟見肘，香港人更應自強不息，在個人層面應保持積極，多聯絡朋友，恆常運動，保持生活規律。而作為社會一分子，更應多關心身邊人，留意有否出現初期情緒困擾迹象，如精神委靡，難以集中，相處時性情大變，敏感易怒，經常自責，把社會負面趨勢歸咎於一己之不足，或對任何社交娛樂失去興趣，飲食睡眠等習慣和過往大不同等。當發現身邊人開始喪失生存鬥志，甚至萌生去意，更要鼓勵其傾訴心事，並適時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回看歷史，任何天災人禍都只是時代巨輪中某個段落。只要咬緊牙關，不埋怨、不放棄，恪守本分且守望相助，從錯誤和失敗中學習，任何難關亦必然會撐得過。

文：傅子健（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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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疫情之下，人心惶惶，對精神病復元人士來說更是雪上加霜。跟其他市民一樣，他們同樣為缺乏防疫資源而徬徨和苦惱；受到精神病影響，部分復元人士的衛生意識及自我照顧能力較弱，加上家庭經濟環境拮据，未能購買充足清潔消毒用品及防疫裝備，情况令人擔心。而根據觀察，疫情亦加劇了部分復元人士的病情。

香港大約有20萬人正接受醫管局轄下精神科醫療服務，當中六成人患有不同種類的一般精神病，包括抑鬱症、焦慮症等情緒病；另一項研究調查則發現在一般精神病患中，不足30%會於一年內尋求精神科專業人士協助。從以上數據可見，大量香港市民及家庭正面對不同程度精神困擾。

本着「三心」 伸出援手

在疫情期間，由於社福機構只能提供有限度支援，精神病復元人士的一切社交及文娛活動暫停，每天只能呆在家中，長期社交隔離增添孤獨感、令抑鬱加劇；患有焦慮症的朋友則因為對疫情恐慌，出現不停洗手的強迫行為，嚴重影響日常生活。部分則為免在候診期間受到感染，放棄前往覆診，只往門診領取藥物。

我們希望無論是為政的，抑或是直接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士，都本着「三心」向復元人士伸出援手。

貼心：走進他們的世界，設身處地去了解他們的需要

耐心：專家已預計抗疫會是一場持久戰，對復元人士的支援需要保持耐性，為求持之以恆

具創意的心：疫情下需要運用創意，改變傳統服務模式，因應對象需要而調整提供服務的方式。以大學為例，近月已採用混合式教學方法（hybrid mode），即透過真人授課和視像遙距形式提供教學

這次疫情也許令你感到不安無助，不過我們仍然鼓勵大家學習常存一顆感恩的心，其實能夠做日常生活的事情，例如行走、說話、吃飯、甚至呼吸都並非必然。網上有一道無法考證真假的消息，據說意大利有一個93歲老人病情好轉後，在醫院被告知要付一天的呼吸機費用後就哭了。醫生勸他不要因帳單而哭，誰不知老人說：「我不是因為要付錢而哭，我已經呼吸上帝的空氣93年，從不付錢，我卻從來沒有為此感恩！」

為內心配「廣角鏡」 專注感恩

要感恩便需要調整自己的心態，我們可以為自己的「心靈相機」配上廣角鏡，擴闊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打開原本忽略的視野，專注於正面及美善的事情。當我們感到安心，自然有更大的力量去處理挑戰。

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在過去10年茁壯成長，復元人士也開始擔當重要角色，透過朋輩支援服務，將自身的復元經驗轉化成獨特的服務資歷。其實只要你願意打開心扉，不要將自己孤立，相信很多問題仍然可以解決。

讓我們同心戰勝這場疫症！

文：謝樹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饒文傑（註冊社工，東華三院樂情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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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國樑表示，思覺失調、精神分裂等精神病患因腦內分泌不正常，產生幻覺及幻聽，分不清真假，欠缺病識感，「對病人來說，那些幻覺是絕對真實的東西」。他指出，除了出現幻覺及幻聽的病人，部分嚴重抑鬱症患者情緒十分低落，出現自殺念頭，他們的腦海被「了結生命便是最好的選擇」的想法長期佔據，致病識感較弱。

身邊人有病不求醫，或否認自己有病，家人或會與其爭辯，甚至強迫病人入院。歐陽國樑表示，以上做法未必合宜，家人應避免爭論，亦毋須認同病人想法，以免令病人深陷負面思緒。他建議，如病人曾在醫院求診，家屬可聯絡醫院求助，與醫護人員商討治療方案；如病人未曾求診，家屬可撥打坊間協助精神病患及家屬的熱線。

如果病人願意求診，歐陽國樑提醒，家屬需確保醫護人員獲得充足資訊；因為病人病識感弱，未必完全交代到自己情况，甚至隱瞞病情。建議家屬預先寫信予門診，或私下約見醫生，清晰交代病人的病况。

■精神健康支援熱線

懷疑家人精神健康出問題，不知如何支援？不妨找人傾傾。

醫院管理局24小時精神科熱線：2466 7350

利民會即時通：3512 2626

思覺失調服務計劃（EASY）：2928 3283

扶康會精神健康諮詢專線：8100 5555

浸信會愛羣精神健康諮詢熱線：2535 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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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入院一直惹人爭議。在病人和公眾安全、病人人身自由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精神科專科醫生指出，強制入院往往是最後一着，因為機制容易破壞醫生與病人之間的信任，如非必要都避免啟動；一旦啟動，應與病人多溝通，讓病人更願意接受治療。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醫生若認為病人有即時自殺或傷人風險，或出現嚴重自我疏忽照顧，就可以向法官申請，將病人強制留院接受觀察與治理。強制入院機制如何運作？病人、家屬可否推翻決定？精神科專科醫生李兆華及歐陽國樑逐一拆解有關疑問：

李：李兆華　歐陽：歐陽國樑

病人可要求見法官提出取消

Q1：為何會有強制入院機制？
李：要探討機制運作，先要明白《精神健康條例》的背後精神。1982年發生安安幼稚園事件，一名精神病患因拒絕服藥而病發，於住所內斬傷家人後，再到安安幼稚園持刀傷人，導致6死44傷。事件引起社會對精神病患的關注。條例是平衡兩方面，一方面是對保障社會安全，另一方面是對保障病人權益，要兩者之間爭取平衡點。而在條例中，醫生為其中一方的執行者。

Q2：強制入院機制有何程序？
歐陽：如果醫生發現病人有自殺或暴力危險，或出現持續自我疏忽照顧，可向法官申請，把病人強制留院觀察。常見情况為急症室接收個案後，轉介至精神科專科做有關安排。根據條例，強制入院程序須填寫3份表格（俗稱Form 1-2-3），其中兩份分別由法官及醫生填寫，另一份表格可由病人親屬、社工或另一名醫生填寫。其間病人可要求會見法官，提出取消強制住院。

根據法例，病人強制入院期限為7天；如醫生認為有需要，可延長至21天。之後醫生若認為病人的病情仍然嚴重，需要更長時間治療，可向法官申請把病人無限期強制留院治療。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每年覆核，患者每年有一次機會向審裁處提交申請覆核；但申請程序的時間較長，以星期計算。

二度自殺、危害他人 家屬反對無效

Q3：倘若家屬反對，病人能否免於強制入院？

歐陽：醫生決定啟動強制入院程序前，會考慮病人及家屬的意見，但在部分情况下，即使家屬反對，仍需啟動機制。10年前於青山醫院任職期間，我遇過一名嚴重的精神病患，曾服藥自殺不遂。醫生提出強制入院，但家屬再三保證能照顧病人，確保病人安全，所以就取消了安排。然而，病人回家後企圖開煤氣自殺，需要消防到場。由於病人出現第二次自殺行為，並牽涉鄰居的性命安全，結果即使家人反對，亦要展開強制入院機制。

Q4：強制入院的病人需治療多久？何時可出院？
歐陽：治療時間因人而異。昔日於公立醫院任職期間，我曾遇上一些病人，遭家人冤枉有暴力及傷人傾向，但留院觀察7天後，發現病人情况穩定，因此批准出院。

但如果病情較嚴重，如妄想症患者出現殺人傾向，則需要較長時間，觀察病人生活、情緒及身體反應，留院時間一般長於7天。

當病人情况漸趨穩定，醫生會安排病人有條件出院（Conditional Discharge）。其間，病人需依時覆診及服藥，否則將要再被強制入院治療。醫生做此安排時毋須法官批准，但法庭會記錄在案。病人亦可向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申請覆核，要求取消出院的條件限制。

思覺失調拒服藥 或施針劑治療

Q5. 病人強制入院期間，會否被迫注射「懵仔針」？

歐陽：入院後，抑鬱症患者會接受口服藥物治療及心理輔導，若治療效果不理想，或會安排腦電盪治療，利用微弱電流通過腦部，刺激腦細胞，以矯正腦內不正常的生理狀態。至於思覺失調及躁狂症患者，以藥物治療為主，大多是口服藥，因藥效較持久及安全，「但總有一些病人不願配合治療」。如果抑鬱症患者拒絕服藥，由於現時沒有針對抑鬱症的針劑藥物，多數會慢慢哄他們，必要情况下安排強制的腦電盪治療；至於思覺失調患者，若拒絕合作不肯服藥，經院內多職系會議商討，認為有治療的必要，便會對患者施以針劑治療。

Q6. 強制入院破壞病人對醫護的信任，如何修補？
李：任職公立醫院期間，一直盡量不希望啟動機制，以免影響病人與醫護人員的關係。每天門診約接見50個病人，半年約3至6人需要強制入院。啟動程序前，會先警告病人及家屬，督促病人在家配合治療，否則將會強制入院。一旦啟動強制入院機制，醫生就要與病人多溝通，絕不向病人答允無法兌現的承諾，並答應以病人的利益為依歸，讓病人信任醫生。

歐陽：病人遭強制送院留醫，或會產生創傷感覺；因此啟動機制前，醫生應跟病人及家屬多溝通，嘗試說服病人自願入院治療，例如答應病人入院後不會被綁、預先告知處方哪類藥物、家屬承諾每日探望等。

文：鄧安琪
統籌：鄭寶華
編輯：梁小玲
電郵：feature@mingpao.com

不吃不睡不說話 怕與陌生人接觸

2014年的一個早上，阿敏忽然迎來人生的巨變。剛完成輪班工作的她拖着疲倦身軀回家，一如往常般喚醒仍然熟睡的丈夫，二人一起享用早餐。不料，她發現丈夫全身發硬，怎樣呼喚也沒有反應，赫然發現對方已然離世。

走出傷痛——丈夫猝逝，失去至親帶來巨大創傷，要在逆境自強，當中困苦不足為外人道。與同路人交流，互相勉勵，有助走出傷痛。（XiXinXing@iStockphoto，設計圖片，模特兒與文中提及個案無關）
 
失去至親的切膚之痛，為阿敏帶來巨大創傷，情緒久久不能平息：「當時，我一個星期也沒有吃飯，幾個星期也沒有說話，有好長一段時間也無法抽離出來。」家人擔心她的狀况，帶她出外求診，當時醫生說阿敏受了過度刺激，患上了抑鬱症。

及至2016年，徘徊在人生谷底的阿敏再次面臨考驗。她育有一子一女，其中就讀初中的長子患上精神病，而且病情嚴重。阿敏記得，兒子曾向她訴說，指街上有很多人跟他說話、注視着他。有一次，兒子要參加學校活動，但事後卻說找不到地點，身上的物品也不翼而飛，整個人陷入混亂。阿敏苦無良方，遂帶兒子求醫，結果證實患上思覺失調及鬱躁症，需要住院接受治療。阿敏憂心兒子的病况，害怕他出意外或被欺凌，遂對子女嚴加管教，結果常與子女發生衝突，繼而令自己壓力更大，夜不能寐，甚至不敢外出及接觸陌生人。
 

互相勉勵 宣泄壓抑情緒

去年，她在社工轉介下，加入了由新生精神康復會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合辦的家牽希望計劃多元家庭小組，情况慢慢改善。多元家庭小組的服務對象為受精神病或情緒困擾的人士、父母、配偶及其家庭成員；阿敏在小組內認識了不同背景的家庭，透過定期活動與傾談，大家互相交流處理家庭衝突的方法、與子女或配偶相處之道等，成員亦會互相勉勵彼此走出傷痛，壓抑的情緒終於得到宣泄。
 

改善親子關係——學習欣賞孩子的優點，有助改善親子關係。（PRImageFactory@iStockphoto，設計圖片，模特兒與文中提及個案無關）
 
眾多活動中，教阿敏最深刻的是其中一次即場表演，各個家庭都要派成員參與，結果她的兒子表現備受讚賞：「我長年與兒子一同生活，未必看到他的優點，反而旁人看得更真。」這次經歷令她反思，更懂得欣賞兒子的長處。

參與不同小組活動，阿敏重拾與人交流的動力與自信，情緒得到平靜，能夠冷靜與子女相處。以往她極少外出，害怕與陌生人說話的問題也大有改善，現在回憶起丈夫猝逝的往事，她也比較能夠面對。

阿敏現時仍要定期覆診及服藥，但身心已煥然一新，臉上重現昔日的光彩：「我曾經害怕兒子遇上突發事情，即使他讀中學了，我仍堅持要送他上學。然而，現在的我開始學懂放鬆一點，早前兒子參加了海外交流團離港數天，我見他能夠照顧自己，也就放心多了，未來我會讓子女自己體驗和學習。」
 
文：譚子麟（新生精神康復會賽馬會家牽希望計劃主任、註冊社工）

編輯：梁小玲

電郵：feature@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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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啲：你抑鬱嗎？網上自我測試

「15歲那年媽媽走了，就由我照顧弟弟和妹妹，遇上任何事我也堅強面對。沒有人幫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向人求助。」這是阿儀淚流滿面的自我剖白。因與丈夫離異，她帶着兩名年幼子女寄住親友家中，其間未有申請綜援，獨力維持生計及育兒壓力令她每夜未能安睡，情緒經常瀕臨崩潰邊緣。「覺得小朋友不聽話便經常打罵他們，可是每次打完又會很後悔，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下去了。」

壓力爆煲——單親媽媽忙於工作，又要獨力照顧孩子起居， 缺乏支援，容易壓力爆煲。（monzenmachi@iStockphoto，設計圖片，相中模特兒與文中所提個案無關）

一見女兒哭 不問因由打兒子

親友見阿儀情緒不穩定，遂建議她求診，醫生證實她患上抑鬱症。由於阿儀每日忙着工作及照顧子女的起居飲食，根本無暇顧及自己的情緒。直至去年，經社工轉介參加新生精神康復會的活動，活動主要對象為受抑鬱情緒困擾的家庭或患有抑鬱症的家長，希望各個家庭透過交流及分享，改善家庭關係。

阿儀起初不欲與人接觸，拒絕參加小組。她說從前因為情緒不穩，對子女總是缺乏耐性，常在未有了解因由下便打罵他們：「以前每當見到女兒喊，便以為是兒子欺負她，會不問因由先打兒子。」她記得兒子曾經抱怨母親不疼愛他，遂令她開始反思，自己只懂得照顧子女溫飽，卻忽略了他們的感受及身心需要。

參加小組分享 同路人互支持

參加小組後，阿儀得着甚多。她直言，最喜歡小組活動內的分組環節，小朋友自成一角玩耍，家長則可以共聚分享自己的困擾，互相給予意見。「難得有人關心自己，我發現自己再也不是一個人，感覺好了很多。」阿儀得到其他家長的提點，才明白遇上小朋友鬧情緒時，應先平靜自己情緒，並學習公平處理子女的相處問題。「我們每個人都很想努力去做好，新生會就像點明一個方向，讓我知道該怎樣去做。」

得到同路人聆聽心事，阿儀積極改善脾氣，學習育兒方法，希望改善與子女的關係。與此同時，她亦會傾聽其他家庭的問題並給予意見。看見對方的問題得到解決，一家人重修舊好，展現歡顏，亦令她感到很滿足。儘管計劃已經完結，她與其他小組成員仍然保持聯絡，總是期待下一次的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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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譚子麟（新生精神康復會賽馬會家牽希望計劃主任、註冊社工）

編輯：王翠麗

電郵：feature@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