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超市都感到害怕

「當時我整天疑神疑鬼，經常覺得有人跟蹤自己。有時街上行人多看我一眼，我便覺得對方要傷害自己。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連去超級市場也感到害怕。」

以前喜歡看書看電影，發病後這些嗜好都放棄了。「丈夫知我喜歡謝天華，於是陪我到戲院看《Laughing Gor之變節》。片中有不少暴力場面，當時我覺得戲中人都在拿槍恐嚇我。我把想法告訴丈夫，當時他被嚇呆了。」

事過境遷，一切彷彿變成笑話，阿美當下的痛苦卻遠非筆墨所能形容。「有時一個人呆坐家中胡言亂語，腦袋彷彿被尖銳冰冷的恐懼貫穿。我仰望廳中的吊燈，祈禱能再一次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阿美求助精神科醫生，服藥後情况雖然好轉了，但因為副作用（如疲倦和思想遲緩）而未能順利重返職場。「一些舊同事跟我開玩笑，說老闆不敢再聘用你了，因為如果他罵你便會被平機會投訴。」

無心之言，盡見標籤和歧視。賦閒在家的阿美後來在社工邀請下，受訓成為朋輩輔導員。「在這個崗位上，我的自身經歷不再是負擔，而是優勢。因為比起醫生和社工，我更能設身處地體諒同路人，令他們感到被了解和信任。此外，在和社工協作的過程中，我能跳出自己的角度，以更宏觀的視野面對精神健康的課題。」

「殘疾資歷」成助人本錢

阿美現正修讀助人專業學位課程，雖然不少人「潑冷水」，她亦偶爾對前途感到迷茫，但堅信自己的「殘疾資歷」是寶貴資產。「有能力和機會助人自助，有什麼比這更幸福和更幸運的事呢？」

即使如個案中阿美一樣，有好的球員和崗位配置，仍需整體戰術配合方能發揮奇效。根據系統理論，萬物互相效力，不同層面的小改變可透過滾雪球效應（snowballing effect）引發博大深遠的影響。除個人和機構外，其他可被影響而引發改變的系統包括：

家庭：家人須獲得持續和更有系統的支援，以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尤其是一向被社會服務政策所忽略的中產家庭，他們上有高堂下有子女，資源即使比下有餘亦難言充裕。如何透過不同模式（如鼓勵他們參與自助互助小組、成為家人的朋輩支援員）支持漸趨多元化的家庭，是極需思考的課題。

社區：透過倡議和公眾教育，建立多元和包容的社群；當中包括將朋輩輔導的訓練和工作進一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以持續和有系統地支持復元人士將特色轉化成優勢。

社會：參考國民幸福總值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助社會在經濟發展和精神健康之間取得平衡。作為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數，它比國民生產總值更人本和全面。

很多人以為高舉復元旗幟，就是反精神科或拒絕藥物治療，這是很大的誤解。復元強調「共建」（和助人專業者）、「共情」（和復元人士和照顧者） 、「共舞」（和個人身心及社交特色），其實和強調社區及鄰里關係的華人傳統一脈相承，很值得大家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www.afterroberto.com/wp-content/uploads/2018/11/health-11052018-b1.jpg設身處地——朋輩輔導員既是「過來人」，有時比起助人專業者更能設身處地體諒同路人，令他們感到被了解和信任。（Yue@iStockphoto）;

然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復元運動若要在本土真正紮根並開枝散葉，還是必須釐清相關的概念。

現今社會喜歡「標籤」，五花八門的評估工具，層出不窮的專門術語，彷彿人人都是某種身體、心理和社交問題的載體，需要各種各樣的服務才可正常過活。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透過分析愛滋病、肺結核和癌症的隱喻，展現社會如何將醫學名稱轉換成道德批判，以至政治壓迫的鬼祟過程。結果在病患中受苦的人，往往因為社會的誤解、污名與自身的迷思，承受更多額外的身心折磨。事實上，精神病從來不缺隱喻（如暴力狂、鬼上身、廢柴、跳掣等），而且比一般身體疾病更容易令人浮想聯翩。當醫療系統成為權威，能界定一個人身體健康或抱恙、精神方面是常態或病態時，這種無上的權力便成為各種隱喻的催化劑。

由是者，近年多個自助組織和倡導單位紛紛反客為主，提出「殘疾資歷」、「創傷就是力量」等概念，以響應由約翰里德教授（John Read）提倡的「醫療—心理—社會—文化模式」（medical-psycho-social-cultural approach），推動和服務使用者共建服務，而非單純服膺專業權威，視病徵如洪水猛獸。

每名復元人士的經驗，都是寶貴且別具特色，當中有其普遍性和極個人的一面。不少個案發現，透過適度面對這些個人身心和社交特色（如強迫行為、對人多疑、對完美或整潔的過分要求等），對個人成長、原生家庭以至人生目標，也會有更深一層體會。

復元人士經驗 寶貴而獨特

足球大師告魯夫曾言：在對的崗位上，任何球員都可以是好球員。同理，只要安排合適的環境，復元人士也可以利用自身特色回饋社會，在助人自助的過程中重尋生活的樂趣和意義。

近年香港的朋輩支援工作漸見成效，令這些過來人在服務設計、執行、評估，以至機構資源分配等各方面也有一定空間發揮所長。尤其是朋輩支援員的「病患資歷」，由於他們對服務使用者更具同理心，同樣的服務流程執行起來，甚至比很多助人專業者更體貼入微。他們既是「同路人」亦是「過來人」，處理個人心理和社交特色的豐富經驗，使他們能適時「補位」（如成為服務使用者和助人專業者之間的溝通橋樑），以及在共建服務內容、提供資訊和分享經驗的過程中，擔當舉足輕重和不可取代的位置。

文：謝樹基教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劉頡偉（註冊社工）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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