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早逝，是大姐曹秀群獨自負擔照顧三個弟弟，長姐如母，也是他們兄弟的人格楷模。她三十年代初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是香港婦女事業的先驅之一﹕身兼香港中國婦女會創辦人，立法局第一位女議員，以及本地首位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ommand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女性。

曹延洲小時候的理想是當建築師，最有興趣的是科學，但彼時學科選擇不多，建築、法律、會計等學科都相對後起；出路也很有限，讀理工畢業後大多只能當老師，相較之下，醫生有自己執業的獨立，也有研究深造的空間，容得下一點個人自由。

戰後移居香港 英文字母也不識

他生於廈門，童年在越南度過，戰後才移居香港，插班到聖若瑟書院時，連英文字母都沒學過，入學第一年困難可想而知，唯有苦讀急起直追，恨不得把字典全背下來。但只要有師長的鼓勵，就不難克服，尤其考取醫學院後遇上啟蒙恩師，生理學教授啟真道（Leslie G. Kilborn），這位一口流利國語的加拿大醫生，來自中國近代史上傳奇的傳教士家庭，雙親都是加拿大醫生﹕父親啟爾德（Omar L. Kilborn）是華西協合大學開創人之一，母親啟希賢（Retta G. Kilborn）則創辦了成都仁濟女醫院。

啟真道極力主張醫學要有科學研究基礎，他告訴學生，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最大區別，在於科學實證的手法——這也成了他日後行醫的座右銘。

醫療進步全賴科研的推動，戰後香港的嬰兒出生率激增，難民湧入，衛生條件差，嬰兒死亡率超過千分之90（近年則是1.5內），每年都有數百兒童因麻疹喪生，曹醫生記憶最深刻的是蜑家人依然受迷信的束縛，以為幼兒出麻疹不能洗澡，或自行亂服瀉藥，導致或缺水，或發炎，甚至肺炎或失明，不少病童送到醫院時都已回魂乏術，但在防疫針廣泛使用之後，如此愁雲慘霧的狀况即速告消散。

兒科首任講師 專科發展功臣

他於1958年畢業港大，當時香港兒科剛剛起步，比英國晚了將近一個世紀，直到1964年港大醫學院才正式建立兒科學系，由田綺玲教授（C. Elaine Field）帶領。曹醫生剛從英國受訓回港即加入這支「拓荒隊」，擔任第一位講師。至七十年代學系開始發展專科，譬如心臟科、血液學、神經學及兒童發育等，他則率先專研小兒腎科。為了致敬他為奠定本港兒科的貢獻，2005年李維達醫生於港大設立「曹延洲兒童及青少年醫學」明德教授席。

港大兒科最初只有兩間病房，七十年代末來港執教的夏志森（J.H. Hutchison）曾向政府爭取成立一所兒童醫院，一度獲政府首肯將瑪麗醫院K座（取英文Kids的首字母K）改作兒童醫院，惜最終未果，還要等足卅餘載才告落實，如前文所述，位於啟德的香港兒童醫院將於明年啟用，是全港至今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善的專科醫院。

雖然見證了兒科在短短半世紀的飛躍，也欣慰於絕大多數香港兒童的健康保障，他卻偶有感嘆﹕醫學愈來愈昌明，產前檢查全面，能及早發現胚胎的異常，愈來愈多父母輕易放棄生命；加上近年出生率下降，案例和數據不足都造成了推動研究的困難。醫學的知識和經驗不分國界，研究的停滯，即使受影響的不是香港下一代，但落後地區的貧困兒童，也會因此少了治癒的機會和希望。

醫學畢竟不同於科學，科學家可以「閉關研究」，醫生卻要打開門面對全世界，他最敬佩的是姐夫李樹培﹕「他待人至誠，處事分明，喜歡和病人聊天，久而久之，甚至能維繫幾十年的關係，結為至交。」幾十年來每天都跟兒童打交道，曹醫生或也受到薰陶，眼神不時流露出兒童般的調皮，「他們前一刻還在痛苦啼哭，病癒後就活蹦亂跳，就是我生平最大的滿足，在他們身上看得見生命力的旺盛」。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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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可謂是最倚重傳承的專業之一，行醫乃終身之職，加上求學與工作環境跟其他學科及工種有一定的隔閡，猶如身在孤島，醫生的精神世界譬如對學術的欣賞，對工作的要求，往往也只有同行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醫學家族的形成未必偶然。

楊教授的長兄楊偉林1939年畢業於港大，同年二哥楊煥林也被醫學院取錄，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二哥與其他師生回內地避難，途中不幸車禍身故，悲痛之餘，繼承兄長的未竟之業，有如家族的一部分使命，也悄然落在她的身上。據她回憶，自幼在家中見慣一副醫用骷髏模型，先由兩位兄長傳給她，再由她傳給侄輩，堪稱家傳信物。

1947年她以全港大學入學試第三名考進港大，並獲獎學金，不負父親所望。楊父思想開明，對兒女教育一視同仁，其時女性的角色依然普遍限於家庭，但民國俠女秋瑾曾喟嘆「休言女子非英物」，楊父也同樣期望女兒學有所成，人格獨立，跟男子一樣頂天立地。1953年她以內科第一名修畢學位，父親引以為傲，樂得大宴賓朋。

忘我工作 巡房至夜半

但當時女大學生屬極少數，女醫生更是鳳毛麟角，一班四十人裏只有五六名女生，只有全力以赴，凡事做到最好，才能在這行立足。她求學時苦讀每至凌晨，當上醫生也常常巡房至夜半，甚至星期日也堅持上課，連她也不禁自嘲﹕「這可能不太受學生歡迎」。

忘我工作的境界來自彼時校風的薰陶，解剖學教授是來自加拿大的軍醫班菲爾少校（S.Martin Banfill），香港日佔時期他被囚北角營，歷經艱苦。他考核學生特別嚴格，曾謂寧可錯淘汰一個，也不可錯讓一個及格，因為這些未來的醫生將要對病人的健康甚至性命負責，病人的利益永遠優先。老師的叮囑在年輕的楊紫芝心中生根，便此生不渝。

1958年她的長兄偉林不幸罹癌，臨終前曾經想讓她繼承自己的診所，但當時得到恩師麥花臣教授（Alexander J.S. McFadzean）的指引，從事研究工作，以及往海外深造，甚至瑪麗醫院的繁忙工作，帶來的滿足感非其他所能取代。最終她沒有選擇家族事業，也沒有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留守醫學院這個大家庭。

今天她是公認的內分泌學權威，少年時曾經夢想當政治家，如果從政是為了治療社會，推動進步，本質上與行醫的宗旨相脗合，這正是德國大醫菲爾紹（Rudolf Virchow）所謂「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的道理。醫生回饋社會的方式不止治病，她曾於1988至1996年擔任香港醫務委員會及香港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主席，推動多項改革﹕包括推行專業問責制、統一執業考試，提高醫務聆訊透明度，加強培訓家庭醫生，發展基層健康服務體系等；以及涉獵其他領域，曾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語文基金諮詢委員會主席等，她的高足如梁智仁、楊永強、高永文等，不但各有傑出成就，也都當仁不讓，熱心於公共事務，主導香港醫療的發展與改革。

楊教授今年高齡八十開外，依然勤勉不輟，六十多年來如一日，以瑪麗醫院為家，繼續教學生，繼續見病人。今天港大醫科有「神科」 之譽，但楊教授卻笑稱自己當初因為中英文成績都平平，才選擇讀醫。她認為學醫首要的是「有情」，在「 大醫逸照」系列攝影中，有一張照片是楊教授端詳自己的醫學博士的畢業照，照影兩端，橫亙了超過半世紀的時光，歲月總會在臉上留痕，但清澈堅定的眼神宛如當初，只是如今沉澱了一分對人生的柔情。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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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兒時最親愛的「胡伯伯」胡世昌醫生，1952年於港大畢業，是香港第一代兒科醫生。1941年香港淪陷，他避難入川入讀成都齊魯大學工程系，但只讀了一年，便轉習醫科，不久即報名從軍，在永寧號掃雷艦上擔任醫藥上士，曾到美國受訓。誰能想到，這位英姿颯爽的海軍戰士日後在病童面前最是和藹可親，還常常鼓起手臂的肌肉逗得小孩子嘖嘖稱奇。

曾為伊院兒科拓荒

胡伯伯醫學院畢業之後就在瑪麗醫院兒科實習，後來獲取獎學金赴英國進修，專研兒童健康。戰後香港出生率急遽上升，但兒科醫生寥寥可數，1963年伊利沙伯醫院啟用，求才若渴，胡醫生是主理兒科當仁不讓之選，於是加入伊院「拓荒」直至1968年開設私人診所。

這期間香港經歷了一場為時八個月的動盪歲月，即「六七暴動」，也引發了第一波移民潮。胡伯母憶述當年，周遭的緊張氣氛好像還歷歷在目，「我們夫婦在不同地方工作，他在油麻地伊利沙伯醫院，我在薄扶林港大圖書館，每天上下班都要看是否有戒嚴，土製『菠蘿』遍佈街頭不辨真假，市面上一片人心惶惶，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世昌有了自己開診所的計劃」。

其實早在暴動前夕，已經是風雨欲來，傳聞英國將撤出香港，已有醫生陸續移民，但胡氏一家始終扎根香港，包括胡醫生的長子胡興正，從英國學成回來之後，即加入瑪麗醫院工作，成為腸胃肝臟科暨老人科的雙料名醫，隨後亦跟父親一樣到中環中建大廈懸壺應診。

胡伯伯的診所總是擠滿了人，許多人更從澳門慕名而來，同區很多專科醫生都收100元診金，胡醫生堅持只收30元診金，但也絕不因此犧牲用藥的品質。「收100元診金的話，就只能給有錢人家的小孩看病，那窮人的小孩怎麼辦呢？」胡伯母不禁模仿起丈夫的口吻。那時候老百姓普遍缺乏醫學知識，胡醫生經常要面對家長的質疑，「他不輕易要小孩入院治療，對小孩來說住院如同煎熬，留在家裏才能更好康復；他還鼓勵患哮喘的小孩游泳，而不是像民間流傳的那樣不能碰水，不能吃生冷食物，但一般都是我去跟小孩的父母解釋，也許和人爭論不符合他的性格吧」。胡醫生逝去已逾十年，但言談之間，依然能感受到她對丈夫「不思量自難忘」的一往情深。

其實胡伯母也生於醫學世家，父親周懷璋是港大成立後1916年最早的一批醫科畢業生，也是香江養和園（即betway体彩 前身）的創辦人之一，她的姑媽、兄嫂也都是醫生，她笑稱並非沒想過學醫，「但是醫生要記得東西實在太多了，而且不能有錯，而世昌、興正都是記憶力超凡的人，或許他們生來就是要當醫生的」。

博學多才 公認漆器專家

認識胡醫生的人都知道，他博學多才，除了醫學知識之外，還精通中國文學和藝術，歷史典故信手拈來，業餘喜歡收藏古董，還是公認漆器專家。他對藝術的熱愛不亞於行醫的熱忱，白天為過百名病童診症後，再到醫院查房，回家仍孜孜不倦研究漆器到凌晨，家中所藏全套中國考古學期刋《文物》上寫滿他的眉批，甚至晚年中風後仍努力編撰文章，考證製漆細節，整理製造年代及特色等等，與他在醫學上實事求是的態度如出一轍。

在他的至交好友、醫學院同窗達安輝教授眼中，胡醫生更是運動健將，少年時一度是健身冠軍，工作放假則常去東南亞潛水，晚年即使坐在輪椅上也堅持前往挪威看極光。他一生盡情投入工作和生活，活得熱烈而無憾，直至中風的一刻，仍在執筆寫病歷。

胡世昌是公認的謙謙君子，他的長子胡興正也一樣，其翩翩風度也深入人心，在記憶中恍惚從未離開過。胡醫生為自己的書房命名「抱一齋」，出自《道德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或許正是他的謙冲淡泊、溫和樸實，才造就了豐盛美滿的一生。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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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betway体彩 現任院長李維達回憶，大伯李樹芬童年在美國波士頓時曾被頑童擲石擊中，當場頭破血流，經治療後傷口迅速癒合，醫生為小樹芬縫針時，還一刀剪掉了他腦後的辮子，使他幼小的心靈深受衝擊，從此立志學醫。

但多年後他遇上更大的衝擊，長子出生時因接生使用的剪刀不潔導致不幸夭折，當時身處民智未開、醫術和迷信難分的晚清，他的遭遇豈是孤例？除了治病救人，在中國發揚現代醫學，改善華人大眾的健康，成了他認定的使命。

1903年李樹芬入讀華人西醫書院之際，中國正處於翻天覆地的十字路口，政治革命已在醞釀之中，在那一代年輕人心中，或以現代醫學救民，或以現代制度救國，學醫和革命同為理想的號召。同盟會改組成立，他即加入成為第一批成員，孫中山乘船途經香港的時候，李樹芬經台山同鄉引薦和孫中山會面，深受其革命精神感召，他後來回憶說﹕「此種精神，無論在醫學上、政治上，都可使我們景仰而作為楷模。」

1908年畢業取得執業證書後，他隨即遠赴愛丁堡大學，於兩年內考取內外全科醫學士正式大學學位，可知當時西醫書院畢業生的素質已達一定水平，好讓其學生順利銜接升學。

孫中山師弟 助養和起死回生

民國初立，李樹芬學成回國後一度出任首任衛生司長，兼孫中山的醫事顧問，但身逢政局動盪，有感難以施展抱負，他決定重投杏林。而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醫術，他於1922年再赴愛丁堡深造，獲頒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資格。彼時香江養和園初立，但管理不善，服務非常有限，又遇上財困和天災，一直舉步維艱，1926年李樹芬臨危受命接掌養和，憑一把精湛的手術刀，不但令許多病人起死回生，也為醫院拼出一條生路。

李樹芬不但在行內被尊為泰斗，在家裏也是人人敬畏，包括胞弟李樹培在內，一向敬奉長兄如父，深為仰慕。李樹芬也視幼弟為左右手和接班人，悉心栽培，供他先後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港大醫學院求學，包括往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深造。

1966年李樹芬去世，由李樹培接任養和院長，近40年間他大展拳腳拓展養和，率先引入先進醫療儀器，絕不吝於投資醫療科技，不惜一擲千金，為香港引入最先進的醫療科技，甚至領先於政府醫院。這也成為養和的傳統﹕1947年是李樹培從美國引入全港首部X光機，而今李維達也引入了亞洲首部螺旋放射治療系統。

李維達回憶，父親和伯父的威嚴相反，「他（李樹培）幾乎從不發脾氣，最有人情味，他總是說，養和的員工最珍貴，他們才是醫院的口碑」。李維達繼任院長之後，曾有美國醫療機構有意注資，提出要看帳面數字以定醫護人員的去留，遭他一口拒絕。「父親畢生關心人，沙士爆發那年他100歲，照樣回醫院開會看診，還擔心前線員工沒有足夠的防護衣。」

李維達自稱少年時的理想是傳教，雖然父親李樹培並不曾強求他們兄弟學醫，但或許是命中注定，家族血液裏就有學醫的天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行醫，成為眼科聖手；他的妻子鄺靄慧是任教於港大研究乳癌的外科專家；他的三位舅舅也都是出自港大的校友﹕曹延棨是婦產科專家、曹延燧研究顯微外科，以及兒科名醫曹延洲。

自李樹芬以外科手術移風易俗開始，到betway体彩 名聲卓立，李氏家族多年來為醫學研究及教育的貢獻，從無間斷，尤其是李樹芬基金和李樹培基金的成立，資助母校外科、內科、血液學、腸胃病學等多個明德教授席，為醫學院設立院長基金，在養和建立港大臨牀醫學部等巨大支持，更難得是捐助友校中大醫學院也不遺餘力。「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近一個世紀以來，原本的家族事業不但走出了一條大道，也為香港整體醫療發展開創了方向﹕保持科技的先進，樹立服務的典範。

再高明的醫生也是血肉之軀，曾與癌魔搏鬥的李維達看得豁達﹕「當醫生固然要知自己的局限，但絕不可頭腦狹隘。」除了要終身不斷學習，他也鼓勵專科人才涉獵其他醫療領域，醫療的精益求精，必然是多方交流的結果﹕「我認為香港的醫療角色，一向是一個匯聚知識、技巧和科技的平台。」未來香港若能保持開放局面和領先地位，或許是對他的伯父、父親畢生心血的最好告慰。

文：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特約作者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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