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現今號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數據和專家就是權威，擁有對各種人和事的詮釋和話語權。愈多人跟隨你，論述就愈有代表性。最後所謂「真相、真實」，其實不過是最多人支持的觀點而已。
對於受情緒病影響的朋友，身邊人的態度和行動，對當事人能否掌握自身康復權利有決定的影響。家人及助人專業者，應該反思他們擁有的權力及其對於當事人的影響。什麼對於當事人「最好」，誰最清楚呢？他們的生命又屬誰呢？
個案一：副作用大想換藥 醫生反對
Billy曾擁有理想的職業，後來受抑鬱和幻聽影響，被迫提早退休。病後子女、太太和醫生皆質疑他的工作和自理能力，除了不贊成他尋找兼職，亦會每天監察他吃藥，甚至不同意他單獨外出。其實Billy也有上網了解自己的病况，覺得某些西藥的副作用太大，希望嘗試不同藥物，甚或希望配合中藥和運動去調校藥物劑量。可是醫生警告他「不要亂來」，亦吩咐家人陪他覆診，確保他不要胡思亂想，乖乖吃藥。
個案二：醫護細心聽 患者放心講
Catherine被情緒及有關死亡的思想影響多年，在普通科試過很多藥物後徵狀也未見改善，結果需要入院調校藥物。她的父親很支持她，儘管他對女兒需短暫離家感到不捨，但因為自身多年前也有被情緒困擾和藥物治療的經驗，他很理解女兒的困難。醫護團隊也很尊重Catherine，醫生們很願意細心聆聽她講述服用不同藥物後的反應和狀况，令Catherine可以持開放的態度，放心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作不同嘗試。
上述兩個個案，家人和醫者對病人的反應迥異，值得大家反思﹕究竟誰擁有闡釋「情緒病」的話語權？哪些態度和做法最有利於病人康復呢？
負面標籤 催生「病人模式」
受「情緒病」影響的人，都被貼上很多負面的標籤。很多解釋精神病的權威理論，都建基於一個假設﹕當事人都是生理或心理出現問題，能力方面有所缺乏或不符合主流社會的期望、要求。結果問題被內化，當事人活出了大家所期望的「病人樣式」，即性格負面悲觀、沒有工作動力、對生活缺乏興趣等等。最後整個家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中，終日難見歡容。更甚者是連病者家人、醫護人員和社工等助人專業者，也認定病人根本對自己狀况缺乏了解，亦沒有能力和知識去作出「合適」的決定。結果病者的日常生活以至有關復康的種種決定，例如醫藥、生活和工作安排等，都被家人及專家左右，甚至連表達自身的權利也被剝奪和得不到尊重。
■專家札記
關愛變壓迫 好心做壞事
對受情緒問題困擾的人而言，如果能夠運用語言或一些恰當形式去表達自己的生命故事，並為自己過去的經驗賦予獨特的意義，事實上他們擁有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然而這個話語權很容易被人奪去和瓜分，尤其是一番好意的家人和醫護人員。
其實建立渠道讓病人發聲，助人專業者和家人就可以多了解他們的狀况，並作出更適切和合宜的支援。簡單而言，就是心懷信任、接納和尊重病人的態度，確認和肯定他們的生命故事、病患歷程和個人體會。
開放式提問 多聆聽病人
執行上，聆聽是關鍵一環。不打斷病人分享，利用開放式提問，拉闊話題，從病人經驗出發，發掘每段經歷所賦予他們的意義，同時以好奇心探討他們過去面對徵狀的策略，了解當中的掙扎和得失。有時病人的策略可能有別於醫生和家人的想法，同時效果亦可能未如他們的理想；但助人專業者和家人只要堅持和他們同行，陪伴他們面對病患過程的種種，並發掘他們對各種經驗的詮釋，繼而協助他們發現合適的方案和應對行動，病人就能收復他們的話語權，去詮釋、接納和擁抱自己依然美麗和充滿希望的人生，亦令家人重現笑容，真正達至「家家好心情」。
家人和專業人士若希望協助受情緒困擾的人走過幽谷，必須常抱着開放態度，不要讓自己的專業判斷與知識凌駕在當事人的經驗之上。否則我們很容易「好心做壞事」，令自己的關愛成為了對他們的另類壓迫，甚至堵塞了病人表達自己和以最合適的方法面對困境的機會。
文：謝樹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胡可兒（香港基督教輔導服務資深輔導員）
圖：資料圖片
編輯：沈燕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