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前文敘及華人西醫書院初期的四位大醫及困境，其實直至1911年港大建校，人手匱乏，資金緊絀的局面依然如故，大多數教員仍是兼職﹕或有私人執業，或者任職政府，醫學院很難稱得上是學術機構，直至一批新人到來，才逐漸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標準，其中包括學院史上最年輕的院長狄比（Kenelm Hutchinson Digby）。1915年他年方31歲出任院長，因此筆者出任此職時40歲，只算是「第二年輕」，第三位則是現任醫管局主席梁智仁，他當時41歲。
31歲院長 放棄錦繡前程來港拓荒
狄比早在倫敦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受訓期間已是獲獎優異生，並獲授皇家外科學院院士，前程錦繡，卻應港大邀請擔任解剖學教授，來港「拓荒」。這時期香港的衛生狀况堪稱惡劣，結核病、瘧疾、腳氣病（beriberi）等高發，又值清朝覆滅，時局動盪，大量難民來港，1914年整體死亡率比1899年還高，達千分之23.34（對比2016年的6.4）。
1913年解剖學院剛成立，位於薄扶林道校園西邊盡頭，是第一座為醫學院專用的教學樓，由狄比隻身擔起整個部門的教學、行政、發展等多重職務。1915至1918年間，醫學院只有三位全職教授﹕身兼解剖和外科學系的狄比，接任生理學教授Greer Edmund Malcomson的Herbert. G. Earle，以及任教新成立的病理學系的王寵益。這幾年間港大瀕臨破產，由於人手極為有限，狄比曾三度擔任醫學院院長，事實上這個職務一直由教授輪流兼任，全職執行院長制（executive deanship）其實只是2004年才開始。狄比多次寫信給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中華醫學會（China Medical Board），極力游說設立內、外和婦產科三個講座教授席，為醫學院鞏固核心臨牀科目。
教學經費一直捉襟見肘，遑論學術研究，但在繁重工作之餘，狄比依然成功於1919年出版著作Immunity in Health，專門研究扁桃體（tonsils）和闌尾（vermiform appendix）的功能，具領先時代的遠見；他的外科成就還為日後的骨科治療提供了原則和技巧基礎。他又力助王寵益籌款出版教科書A Handbook of Pathology，取得羅旭龢爵士（Sir Robert Kotewall）和另外兩位華商的支持，這本500多頁的作品最終在倫敦出版，並且為英國多所大學採用。羅旭龢爵士之孫也是港大醫學院畢業生，現為瑪麗醫院外科駐院醫生，這是否前人的福澤在冥冥中得到的回應？
狄比借鑑蓋伊醫院的親身經驗，鼓勵學生廣泛涉獵其他知識領域，獨立思考，勇於表達，組織成立醫學會（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dical Society），又設法籌款成立獎項，並協助醫科生創辦會刊Caduceus，即今學生會醫學會期刊前身。1920年代初，醫學生不及百人，許多來自外地，教職員也不超過二十，狄比與夫人常舉辦聚會，其親切氣氛令人倍有歸屬感。他的許多學生深受啟迪，畢業後仍努力鑽研和創新醫術，其中一位即日後的外科聖手王源美。
日佔時被囚 牢中開校務會議
但1941年12月香港被攻佔，打斷了這胼手胝足建立的一切，日軍曾表示可以給狄比自由，條件是他必須合作，但他斷然拒絕，寧願被囚赤柱拘留營。營內人數多達三千，傳染病十分猖獗，幸有狄比和一些醫護人員自發行動，在簡陋的條件下成立醫院及手術室，才避免了更多傷亡。雖然失去自由，他與一班港大同事並沒有失去信心，依然定期在營內召開校務會議，為戰後港大復課作準備。
雖然他的鎮靜和勇氣為周遭的人帶來鼓舞，但他自己的健康不免受損，目睹眾多親友的傷亡和離別，也給他精神重創，戰後他體力衰減，只得告別工作超過卅年的港大，回國後他還不斷寫信向英國政府申請援助，幫助港大重建。
港大外科學系於狄比逝世翌年設立狄比紀念基金，又於1969年開設狄比紀念講座，歷年邀請各界典範人物譬如方心讓、鄭海泉、盛智文、陳德霖、幕內雅敏（Masatoshi Makuuchi）等主講，乃全城年度盛事。先賢的身教是醫學院最深厚的傳統之一，所謂大醫，除了仁心仁術，還有忠誠——無論身在何方，人生順逆，盡心教育的職責，忠於醫者的使命。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