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是復元人士，命中注定要在不斷的起伏中成長……」今年40歲的阿美如是說。阿美大學畢業後任職傳媒，長年累月要趕死線，加上工作時間過長導致婚姻亮起紅燈，令自小已有強迫症的她在30歲時出現思覺失調徵狀。
去超市都感到害怕
「當時我整天疑神疑鬼，經常覺得有人跟蹤自己。有時街上行人多看我一眼，我便覺得對方要傷害自己。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連去超級市場也感到害怕。」
以前喜歡看書看電影，發病後這些嗜好都放棄了。「丈夫知我喜歡謝天華，於是陪我到戲院看《Laughing Gor之變節》。片中有不少暴力場面，當時我覺得戲中人都在拿槍恐嚇我。我把想法告訴丈夫，當時他被嚇呆了。」
事過境遷，一切彷彿變成笑話，阿美當下的痛苦卻遠非筆墨所能形容。「有時一個人呆坐家中胡言亂語，腦袋彷彿被尖銳冰冷的恐懼貫穿。我仰望廳中的吊燈，祈禱能再一次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阿美求助精神科醫生，服藥後情况雖然好轉了，但因為副作用（如疲倦和思想遲緩）而未能順利重返職場。「一些舊同事跟我開玩笑，說老闆不敢再聘用你了，因為如果他罵你便會被平機會投訴。」
無心之言，盡見標籤和歧視。賦閒在家的阿美後來在社工邀請下，受訓成為朋輩輔導員。「在這個崗位上，我的自身經歷不再是負擔，而是優勢。因為比起醫生和社工，我更能設身處地體諒同路人，令他們感到被了解和信任。此外，在和社工協作的過程中，我能跳出自己的角度，以更宏觀的視野面對精神健康的課題。」
「殘疾資歷」成助人本錢
阿美現正修讀助人專業學位課程，雖然不少人「潑冷水」，她亦偶爾對前途感到迷茫，但堅信自己的「殘疾資歷」是寶貴資產。「有能力和機會助人自助，有什麼比這更幸福和更幸運的事呢？」
即使如個案中阿美一樣，有好的球員和崗位配置，仍需整體戰術配合方能發揮奇效。根據系統理論，萬物互相效力，不同層面的小改變可透過滾雪球效應（snowballing effect）引發博大深遠的影響。除個人和機構外，其他可被影響而引發改變的系統包括：
家庭：家人須獲得持續和更有系統的支援，以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尤其是一向被社會服務政策所忽略的中產家庭，他們上有高堂下有子女，資源即使比下有餘亦難言充裕。如何透過不同模式（如鼓勵他們參與自助互助小組、成為家人的朋輩支援員）支持漸趨多元化的家庭，是極需思考的課題。
社區：透過倡議和公眾教育，建立多元和包容的社群；當中包括將朋輩輔導的訓練和工作進一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以持續和有系統地支持復元人士將特色轉化成優勢。
社會：參考國民幸福總值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助社會在經濟發展和精神健康之間取得平衡。作為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數，它比國民生產總值更人本和全面。
很多人以為高舉復元旗幟，就是反精神科或拒絕藥物治療，這是很大的誤解。復元強調「共建」（和助人專業者）、「共情」（和復元人士和照顧者） 、「共舞」（和個人身心及社交特色），其實和強調社區及鄰里關係的華人傳統一脈相承，很值得大家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